延安论文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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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论文(上)

  抗战时期的延安☆▪,不仅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,也是无数知识分子、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。

  无数怀着进步思想的作家=▲▲、诗人、画家▲★◇▪、戏剧家、音乐家……冲破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阻挠●●,向这黄土高原上的偏僻小城汇聚。到1940年代初期▪★▼,延安已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•◆,成为抗战文艺事实上的中心。

  1942年5月,中共中央邀集文艺工作者80余人,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,两次发表讲话。这篇着名的讲话,后来成为党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。它首次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,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不乏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
  1936年的九•▪…=◇、十月间,七贤庄一个牙科诊所★▲,着名左翼女作家丁玲在这里秘密栖身★•。

  丁玲平日里帮着诊所做些杂务○…,不敢随便走出院子,百无聊赖时■▲◇▷●○,就找些吃的逗弄诊所里的狗,那只狗叫“希特勒”▽•▼。

  牙科诊所的主人是德国医学博士海伯特,中文名冯海伯▷△•■☆。因为早年在上海时,他曾给张学良治疗过牙病,就以张学良保健牙医的身份跟着到了西安,开了这间牙科诊所。

  当然•▽=□▪,这是公开的身份,海伯特其实是德国员,1931年的时候被纳粹驱除出境,来到了中国。所以,他给自己养的狗取了那个邪恶的名字。

  这间牙科诊所-▼-☆•,实际上是中国在西安的地下交通站▼☆•。诊所里设备先进--•▼◆…,海伯特医术高明,当真是门庭若市▪-▷▼,也提供了绝好的掩护。

  诊所所在的七贤庄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,共有整齐划一的10个院落,对外出租。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后,时逢乱世,社会动荡=◇…▷,人心惶恐,在此租住的文人雅士取魏晋名士◁▼▲◆“竹林七贤”之名•★▼★▪•,给这里命名“七贤庄”,寓意不言自明。

  没人想得到,这个“避世”的地方,却是中国“入世救世”的一个重要所在。除了转运医疗器械和大量物资,七贤庄还是大批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奔赴陕北苏区的=▽□▷“红色驿站”。

  在统治的区域,残酷高压的专制,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,消极抗日造成的国土沦丧,让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认清了现实■○●•★,他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赶来,汇集到西安,再从这里奔向心目中那个革命的圣地——延安。

  延安却在军队的层层封锁之中。丁玲在七贤庄已经盘桓了一个多月▼★…△=,仍没有找到机会和路径,愈发落寞。

  直到有一天,海伯特忽然嘱咐丁玲★◇◆△…,多杀几只仔鸡,晚餐时多准备一点汤、点心和咖啡。到晚上,两位外国记者的到来令丁玲大喜过望▪•◇△,他们一个是丁玲的故交史沫特莱,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陕北采访归来的埃德加·斯诺★…-•…▷。

  斯诺在陕北苏区呆了四个多月,采访笔记记了满满14个笔记本,以此成就了名着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  见到丁玲时□●○▽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尚未动笔☆★▼▲,丁玲和史沫特莱成了斯诺最好的听众。

  斯诺用难以遏制的激情,语速极快地向她们勾勒着英雄史诗般的长征•☆●△,描述着中国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、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★=•-■,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。

  丁玲虽然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,但对这个政党和陕北苏区的了解,却远不及斯诺的亲见亲闻。她彻底被斯诺的激情感染了。

  在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分手后几天,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安排丁玲前往陕北◁◁,她满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-◇,终于在11月中旬找到了党中央。

  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未到延安=▼◁,而是在保安暂居□□=。丁玲到达的当晚□▪,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找了一间最大的窑洞,为她召开了欢迎晚会=▼•▲■=。等中央领导尽皆出席○•▪●,窑洞里的椅子不够坐,周恩来干脆坐在了窑洞的门槛上★•□。

  我是那么无所顾虑○●▼▷•、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。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◆-◆◁,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•=••。

  随后,党中央领导人又轮番请丁玲到家中做客。在的窑洞里,操着湖南话问这位同乡▲=▼•★:▽▼◆◇•“丁玲,你打算做什么呀?”

  说▽▷★△=…:●◇-•★“好呀!还赶得上•…●,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,跟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•▪•◆•◁!▷◆”

  于是▲△▷▽••,丁玲换上戎装,跃马扬鞭◁★,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•▽。不久▲▪▼◁,她收到了通过军用电报发来的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=▼:

  就在丁玲到达陕北后不久▷▪▼△•,张学良、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逼蒋抗日的“西安事变”▪▽=。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•▼=•◇,居中调和,事件得以和平解决。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,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。这也为更多的仁人志士和革命青年奔赴陕北打开了一道大门。

  1937年1月13日,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了延安。自此▪◇,延安成为一个寄托着信仰、理想和自由的象征-▽•★▲。

 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那时的延安。诗歌所表达的浪漫情怀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。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▼◆▪,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,光是“自由△■▼▲◇…”“民主”…▷=…“抗日○◁•◇”这3个词语,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,心潮澎湃。

  各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激情满怀-■○•=★,或孤胆上路或拖家带口,形成了奔赴延安的滚滚热潮。

  七贤庄此时已经成为公开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,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的起点。据统计,仅1937年至1938年,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2万人◁•□。

 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,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◇▷•○,大部分人则是步行◁☆▷□。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,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,步行奔赴延安。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★★■◆■,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▼◇□▲▷•。就这样,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,一行人才到达延安。

  文艺评论家陈荒煤是1938年9月到达西安的■•□●,他运气不错…◆●★,搭上了一辆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车。卡车卷着黄土走走停停,不断有前往同一目的地的人爬上车来。大家挤在一起,摇摇晃晃地颠簸着★•,但情绪却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而愈加兴奋,最后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。

  然而通畅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◆••,政府意识到了这股洪流的汹涌之势。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前往延安◆▼■△,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、草滩、三原、耀县、铜川、中部(今黄陵)▼-○▷、洛川等九处关卡◆○■□•,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万大军把延安重重包围▽☆…。

  但这能阻挡得住奔赴圣地的人心吗?到1943年底□▷☆•,中共中央书记处统计,“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。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。”

  一切艰险和阻挠反而增加了热血青年们对革命圣地的神往和虔诚,阻力都转为他们投身革命的决心,化成他们对理想追求的热情○-。

  1941年初,“皖南事变▼○◁▲”爆发■☆…,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。着名诗人艾青就在此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。

  艾青因参加左翼文学活动而被当局逮捕入狱•…◇○。1935年底出狱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☆●=▪。1941年=◁,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,周恩来对艾青说:“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,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,不愁生活问题。”

 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◆◁★★☆△,艾青和画家张仃、作家罗烽这三个江苏反省院的狱友一同启程。临行,周恩来还送来了1000元盘缠◆▽▷★,对一路行程千叮万嘱。

  这三个人搞到了一张绥蒙公署高级参谋的通行证。张仃施展丹青妙笔★□-◇,把通行证上的“一”字上下各添一笔,改成了▷•○-“三”字•◇☆▼▽。身材较高、气质儒雅的艾青扮作参谋,张仃充任秘书••◆◇▪◁,罗烽则扮演勤务兵◁●•△。每到歇息处…▪△◇◆,罗烽还假戏真做地忙前忙后■▲▪☆-▽,搬行李,打洗脸水,有模有样。

  三个人混上政府盐务局的汽车,由重庆到了宝鸡。在那里又碰上了正为如何去延安发愁的作家严辰、逯斐夫妇•◆▷□■。画家张仃再次施展笔法,在▲▲○“三”字上又添两笔,改成了•=▷“五▲□”。一个人的通行证,成了五个人的护身符●◇•。

  饶是这样,他们一路上还是经历了74次盘查,风险迭出。到了洛川、富县之间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★○,人迹罕至。地平线上的一座碉堡是最后一个的关卡■-▽▪◆•。五个人按捺着激动的心情,屏息凝神地交验了证件★▷▲△◁•。又往前走了许久,终于看到了手执红缨枪的边区儿童团,他们悬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张仃一下子扑在黄土地上,放声大笑。

  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,延安张开怀抱=▲•□••,紧紧拥抱了这些满腔热情的理想追求者。呈现在这些旧社会的叛逆者眼前的,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◁▷◆△。

  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政府交际处○◆★◆,专门负责接待这些初到延安的人。他们先被安排到西北旅社(中共中央招待所)或陕甘宁边区招待所,免费食宿。然后根据个人情况,或分配单位工作,或进学校学习。

  延安在当时有30多个学校▲○•○▪○,包括抗日军政大学◇☆▲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,文艺工作者也组成了20多个艺术团体●▼。古老的延安城充满了生机,版画、街头诗、墙报随处可见…▽▷▲○,抗日歌声回响在每一个山沟里,回荡在整个延安城中。

  很多人在延安第一次被人称呼为“同志”,有的人觉得有些陌生○★、新奇,更多的人则为这个新称呼激动不已——从此别人就这样称呼自己了,自己也可以这样称呼别人了▲…▷▽。

  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●◆◆。他曾回忆:□★“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,正是旧历年的晚上◇▲▪=△▽,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,光辉地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……毛主席站起来,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向我们说‘同志们▼★•,今天我们很快乐★•’的时候,我止不住流泪了。▲•☆●”

  在延安◁▷☆◆,衣◇▲=、食=▼▲▷□●、住都是供给制,虽说条件艰苦-○△●■●,却也衣食无忧。在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料极为有限的环境下,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样享受着供给制的待遇,而那些已有成就和名望的文化名人,生活方面特别优待,还有数额不等的津贴□▼▷◁□△。

  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的教员,每个月有10元的津贴,同时又在鲁艺兼课,另有5元补助。

  须知那时,八路军内部师级以上干部,包括在内,每个月的津贴一律才5元。而延安的物价也确实便宜,两角钱可以买一斤猪肉,一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。所以徐懋庸说:“我是很富的★▼▲,生活过得很舒服。□=◇●”

  据说,在为《黄河大合唱》谱曲时,冼星海要求“每天吃一只鸡,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▽-=△☆•”。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鸿召认为,此说只有孤证,不足为凭◇•••◇▪,更像是冼星海的一句笑谈。即便这个笑谈是真的■▪▷,冼星海谱曲《黄河大合唱》其实只用了6天时间■▷▼▷,八个乐章一蹴而就□■◇。这部辉煌乐章若线只鸡就能创作出来,也算得上趣事一件。

  在文艺工作上有天分和成就的人,往往个性鲜明▪•,流露在言行举止上,就常有率性而为、乖张出位之举。“延安四大怪人”可以说是其中表现最鲜明的代表。即便是“四大怪人”都包括谁▷●△▽,也有多个不同版本,亦可见当时延安众多文艺名人的个性张扬。

  而这些个性张扬的文艺名人,在延安得到了他们最为渴望的平等和自由…=•▼。延安用宽容开明的胸怀接纳了他们。

  在流传最广的=▷△•“四大怪人=○”版本中•◁★★☆,另外三个是★■◇,艺术家塞克长发披肩=…,言辞尖刻▼▼▲△★;作家萧军狂放不羁▷▽○-=,性情暴烈◁-▪▲▽◇;木刻家马达沉默寡言,嘴里总叼着个硕大烟斗。

  比如塞克,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-△▪◆,而且性格倔强孤僻,常有怪诞之语。

  1938年秋,塞克来到了延安。与这位被人们誉为“抗战吼狮”的剧作家多有交往,相谈甚欢。不料,有一次派人请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•▷☆▲-,塞克却当场拒绝,理由竟然是“进不得衙门,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”●★▽○=•。闻讯,当即命令警卫员都撤掉,又派人去请▷-…▽▽◁,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。塞克这才赴约◆■△▼。

  另一个“怪人…▪○”萧军头戴狗皮帽,肩背褡裢•■,拄着木棍,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达延安。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◇◁▪◁,此行只是路过。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△■◆▷-•,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。

  和培元热情地提出,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主席▼……◆●。哪承想萧军一点不领情:“不见了▷•,他挺忙的☆▲★▪,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。”

  对此毫不见怪,反倒是亲身来到了招待所,上门拜访★…。礼贤下士的态度让萧军大为感动。此后他读到了的《论鲁迅》▼■,更觉心有戚戚焉。

  更令萧军意外的是▼●▼•…,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,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■◇☆-=。、陈云、李富春、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。没有凳子,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,一个大陶碗盛着酒,一口一口轮着喝。忽然狂风大作□★◆★■▽,尘土飞扬,几个人以黄土下酒△◇▲▪,倒也喝得痛快▽●▼…◆…。素有豪侠之气的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。

  《解放日报》于1941年6月10日发表了社论《欢迎科学技术人才》,其中写道: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,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◆☆…▲▷,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▲☆▪○…。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◇◇…•★▽,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。

  然而◁▷,与这种繁荣景象不相匹配的是,在1942年之前,整个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虽然百花齐放,数量众多,却似乎只有《黄河大合唱》称得起△▲●=◇“不朽的伟大作品○◁○•▼”,真正的传世佳作乏善可陈。

  那一年的1月26日,延安最早成立的诗歌组织——战歌社举行了一场新诗朗诵会。晚会共发出了三百张入场券,亲临观赏。

  大煞风景的是,朗诵会开始不久,人群陆续散去,到结束时,场内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不足百人。事后▽•▪◆,战歌社的发起者、着名诗人柯仲平几近羞愧地承认…•▼▲-:“这是近几个月来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…=○☆●。”

  但是,朗诵会最重要的观众没有走,他★●▽•“静听未动,一直坐到散会才走。=-”以在文学方面的造诣,很难说他是因为欣赏才留下来□○▼。他的留下,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鼓励和关怀。

  柯仲平很快对这场惨淡收场的朗诵会做了反思:“我们朗诵的诗歌☆★☆△▪,在=…▪▲‘大众化’这一点上◇△☆…•◆,还是很不够的☆■■◁▲。我们朗诵的技术很幼稚。☆◆◁☆■●”

  透过柯仲平留下的那份类似检讨的总结,大致可以想见朗诵会上的尴尬场景:诗人们在台上以夸张的●=○○□▲、慷慨激昂的腔调和表情,咏唱着时髦的自由体△★,台下坐着的,却多半是满身尘土◆☆★、面色黝黑、习惯了山歌野调的将士、农夫★▼☆•。

  很多诗人此后转变了他们的语言,改写极为浅显通俗的新大众诗歌。柯仲平…★○=◁、萧三、艾青、公木等着名诗人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=-,发起了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。

  “提起朱德八路军,日本鬼子就头晕◁▷-。八路军的威风真正大,日本鬼子听了就害怕☆★△◁。◁-○”很难说这样的诗歌有多大的艺术成就,但这些街头诗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式▷••▼◇,通俗易懂-▲,影响大▲☆■,传播广,掀起了延安文艺的高潮○●□☆○。

  只是•△△,这样的反思并不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能认识到的◆▲…。曲高和寡的尴尬也在戏剧界上演着=○…•。

  仅在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的两年多时间里,鲁艺就上演了三十部大型话剧◇=■▽★-。其中不乏在延安诞生的作品=•▷◆,如《农村曲》《塞北黄昏》等,但更多的是从大城市搬来的大戏、洋戏△■◁★,中国戏如《日出》《雷雨》《蜕变》《太平天国》等◁-▽○◁▷;外国戏有《钦差大臣》《伪君子》《悭吝人》《求婚》等•▽。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,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就更少。

  作家是奔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人数最多的群体,发展出的文学团体也最多,参与者众◇•。他们活动频繁,思想活跃●▪,情调浪漫,成了延安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  19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30多位作家汇集在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抗”)延安分会。他们除了看书,学习马列书籍和时事外△▼▷,其余时间就是专心写作。当时的“文抗”一员●•、作家方纪回忆:每逢开饭时间,“小鬼”(勤务员)用两个半截煤油桶做挑担●◁•◇★•,把饭挑上山来,一边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,一边是清水煮白菜,一吹哨子,大家各自从自己的窑洞中出来打饭▼◆•★□◁。

  但是这种“清客式■-”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的创作受益●▼■。很长时间里■☆☆,他们并没有拿出与人数和名望相称的作品。反而是在为数众多的文人●☆◁▲、作家之中,早有渊源的派系争论也带到了延安▷=▪○。原本创作观念上的分歧,却引发出纷乱的宗派之争。

  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在1978年时曾回忆◆=●:“当时延安有两派▪=□,一派是以‘鲁艺•☆…’为代表,包括何其芳▪■○★,当然是以我为首。一派是以‘文抗’为代表◇▼•□▪○,以丁玲为首▪◆▷▲。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。”

  丁玲在1936年到达保安时■=…•,就发起成立了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。“文抗”正是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,不过在与-△…◁☆“鲁艺”纷争乍起之时◇…★•…△,丁玲在《解放日报》主编文艺副刊,已不在“文抗▲☆□”◁◇★■。为此•◆,丁玲后来还多次着文反驳周扬。

  不过◁●,丁玲与周扬意见不合却几乎是尽人皆知的=○◇▼■■。矛盾的种子也确如周扬所说,在上海时就埋下了。

  当时在上海左联的周扬□◇◁,依据中共中央《八一宣言》的精神▪•▽△,提出文化工作要与抗战结合的▪▼□…□◇“国防文学…◁☆”口号。而一直被视作左联旗帜的鲁迅,认为“国防文学”内涵不清=…▷,提出了=-△◇■■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▲☆■☆◆△。

  丁玲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视鲁迅为精神领袖,对周扬的态度可想而知。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与丁玲“曾有过热烈的爱情◆•”的冯雪峰,一个参加完长征•-◆、由中央派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人▷☆,他也是鲁迅的坚定支持者。论战中也是周扬的对立面。

  丁玲对周扬心存芥蒂是不难理解的。不过,他们先后到达延安后,丁玲和周扬之间却没有产生过直接的磕碰。跳出来与之对战的是另一个着名的鲁迅弟子△•◁◁★•,萧军。

  1936年10月19日△◇-■,鲁迅逝世,萧军为先生守灵三天三夜★◆■○▪。鲁迅下葬,萧军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。他到鲁迅墓前祭奠,把自己刚出版的作品焚烧为祭。此举遭到了狄克(张春桥)▼•■……▪、马吉峰的讥笑★■▪▪。恼怒的萧军找了见证人,约这二人决斗。

  在上海徐家汇的一片草地上,萧军三拳两脚把对手打倒在地,还冲着地上的两人宣告:“你们有小报文章骂我,我没别的-◁○▼,只有这拳头,揍你们!”

  萧军就是这么一个性情暴烈的文人,到延安后也没有丝毫收敛。因为关于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,他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一次会议,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。在萧军日记中甚至有这样的句子:“我是决心▲●=●▽,如果真的冲突了★◇▷★★,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。”

  事件起因是1941年6月,《解放日报》连载周扬的文章《文学与生活漫谈》。文中诸多观点引起了艾青◁▷□▷、舒群、萧军等一批文化人的不满-=。后来萧军执笔●△△,写成《〈文学与生活漫谈〉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》☆▽■=•。

  周扬在文中说▷=▪△▼■,…=☆★=◆“然而太阳也有黑点□◆☆”,意在要求文艺家们不要对生活求全责备◇=○•。这个观点的确是对现实有所指的。

  延安的文艺家们,大多是从光鲜亮丽的大城市,投奔到这个西北贫瘠之地。虽然他们满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,但现实中的反差还是让一些人感觉失落。而很多文化人对“泥腿子△-”为主体的边区干部群众,颇有轻慢态度★□-,嘲笑•■◁、讽刺他们言行粗俗、仪容鄙陋的话语时常见诸文字◁◁▲。丁玲的文章中就这样写过一些工农干部对文化人的训词:“,瞧不起我们老干部▲○●★▽◇,说是土包子,要不是我们土包子■▲,你想来延安吃小米!○◇…”

  萧军在文中对周扬反唇相讥:“凡是到延安来的——连一个小鬼也在内——他们绝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,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□=,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,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。”

  可是萧军的文章寄到《解放日报》,却被退了回来。他大感不公平…●★◁•,拿着刊载周扬文章的报纸和自己的文章◆…=,直接去找。

  萧军是延安时期与过从最密的文化人之一。一直对这个特立独行的狷介狂士青眼有加□▽△,很喜欢找他聊天。而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,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酒酣耳热之时,萧军曾对人公开宣称:-◁…•“鲁迅是我的父辈,只能算是我大哥。”

  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萧军说话◆◁。他对萧军说=●▼:“《解放日报》不给登,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《文艺月报》吗□△•★?你可以登在《文艺月报》上啊△=!”

  萧军的文章发表后□★=,周扬没有回应。但纷争并未完结,相反地,越来越多的作家卷入争论▪●☆,笔斗不休▪◁。

  首先是“歌颂光明”与…▽▪…“揭露黑暗”被人为地对立起来,互不相容▪▼☆。不少作家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陈腐思想和行为,他们拿起了杂文这个“匕首和投枪”,想“用它划破黑暗”◁……●=▽。歌颂光明的文章被讽刺为-●“歌德派”。

  中央青委创办的壁报《轻骑队》,就因为专挑边区的毛病批评而轰动一时◆◆★•◇。《轻骑队》创刊于1941年4月☆-,其形式颇像大字报◇◆•,用毛笔书写了稿件贴在墙上,经常引起围观。

  王实味的《野百合花》、丁玲的《三八节有感》、罗烽的《还是杂文时代》都是这一时期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。

  在这股潮流中,中央研究院墙报《矢与的》的创刊号,更是提出了“彻底民主○▽”“绝对民主○◇▼▲▷”的主张,提出要◁▼○“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■▪•▽”。

  很可能是萧军因为与周扬的争论而找到评理时,让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的纷乱现象。也是在此时,萧军最先向提出了“党应该有个文艺政策”。

  那时的萧军正处在争论的漩涡核心,心情恼怒,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=□▪◁▽☆。1941年7月▪-•,他到了的住处辞行★…□。经极力挽留才留了下来。

  闻言▷-▪▼•,当即表示■◁□:“你这个建议好!”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○▲★○-★。

  此后,和萧军的书信往来有十余次,多是谈论文艺问题,而也善意、坦诚地提醒萧军的毛病△■:-▽“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,你对我说的,都值得注意,都应改正○☆▷★☆△。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,不要绝对地看问题○○▷,要有耐心▽□-…,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△■◇,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……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◆-=■,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,故提议如上。”

  经萧军介绍•●▲,1941年8月的一天下午•○▲▼▪,来到蓝家坪“文抗…□•●■△”作家的住所,专程看望这一年来到延安的艾青、罗烽、舒群。

  结果事先没约定时间-△,罗烽…-●•、舒群都不在家,艾青也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。一听说来了,他特意跑回自己的窑洞,换上一身西装,打上一条红领带,这才郑重地到萧军的窑洞里见。三个人从傍晚一直聊到点起马灯。

  1942年初○◆☆▲■▲,在和艾青的一次谈话中,忽然提到=◆•:“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,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。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,有的文章应该登在的《良心话》上……你看怎么办?”

  这时○○●▷▷,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已经尖锐起来▽…,一些文章和词句深深刺痛了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革命家们。贺龙、王震都明确表示过不满,连一向宽厚的朱德总司令也对某些词句颇有微词◆★◁○…。

  怎么开这个会,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文艺纲领▼☆◇▷☆▪,却让文采斐然的分外为难。他在谈话中对很多人讲过:▲-=“这个文章不好作!”

  在延安,手里有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着集《海上述林》,书的作者是瞿秋白◇□◇◆。

  1935年6月18日,瞿秋白在福建慷慨就义。闻知噩耗,与瞿秋白互为知己的鲁迅抱病收集瞿秋白遗作,收入了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普列汉诺夫、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,以及高尔基的创作和论文,合成《海上述林》。国内的环境容不得这本书出版,鲁迅就把书稿送到日本。书印好后,他精心设计了皮书脊、蓝绒面,挑选出装帧精美的两本-◆▷△□○,托冯雪峰转送给了和周恩来▷☆▪▲○。

  睹物思人▷◁=,哀痛地怀念着志同道合的战友和知己:“怎么没有一个人,又懂政治,又懂文艺,要是秋白还在就好了。◁•”

  这句话=•◁,他对诗人萧三说过•…☆,对留法归来的作家李又然也说过。李又然还记下了这样一个让人动容的细节=☆:★-☆“主席脸上立即显出愁容——很深很深的愁容!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▷◁…★▽!隔了很久,我又说▲•:‘毛主席,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,毛主席亲自主持!’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,头深深地埋着。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。就说:•☆‘毛主席,我走了!□▪◁△▼•’主席这次没有送我。□☆…▲”

  为做好这篇文章…▽▼••■,秉行了他一贯■▷▽•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○…★•☆”的做法…-▪△▪=。从1941年年末到1942年3月•▲▪,他频繁地约请延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谈话★★●●,调查情况☆=,收集意见。

  每次谈话,几乎都要请人吃饭,先后有三四十位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成为窑洞的座上宾■=▲-△▼。

  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草明、欧阳山3月底去的窑洞时▽◆▲▪◇,正赶上食堂杀了一头猪▲▷--▽,餐桌上有三个荤菜:炒猪肝、炒猪肚、炒肉片,都是在延安并不多得的美味。欧阳山时隔几十年后仍对那顿饭念念不忘。

  在这次会谈中…•=,经过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,态度已经明朗,开门见山地讲要准备开一个会,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的问题。接着,他针对性很强地对文学创作的立场、对象和作家深入生活、思想改造等问题,征询了欧阳山和草明的看法。

 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,上面印着几行字,算是当年延安的“豪华型”请帖了•◇▲:

 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,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,敬希届时出席为盼。

 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80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。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▪▪△▼…☆,后来闻名于世△…••,即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◁○◇◁。

  2日中午,延安文艺明星——周扬、丁玲、艾青-…△▲▲◆、陈荒煤、何其芳、刘白羽、周立波、华君武▲•◆●★、萧军……汇聚在杨家岭▷▼●“飞机楼▼▽△◁-■”。

  “飞机楼”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楼,当中三层◁◆△,两侧一层,从山上往下看,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□★-•☆“飞机▲▽●”…★☆。人们依形而命名▽▲-,都称它…▽△▪□•“飞机楼”=…。

  所住的窑洞,就在中央办公厅旁的山坡上,不到百米。按照的生活习惯▼■▼,他总是熬夜到凌晨,然后休息,中午正是他●◇▪◁□•“早饭▷▪○▽”之后。

  中午1时左右-★▼,从窑洞连接“飞机楼●▲”的天桥上走过来,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,上身穿着件薄棉袄◆★,肘弯处还露着棉絮。

  会场设在▽◆“飞机楼▽◆▪◆△”底层南厅,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,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。这时,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□☆▪•◁,80多人挤了个满满当当。

  会议开始,语出幽默●■:“我们有两支军队▽▽●▽●▲,一支是朱总司令的,一支是鲁总司令的。”

  “朱总司令”,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=•••,而“鲁总司令□==▲◇◁”倒是头一回听说◆●▽。经解释,方知是指鲁迅。的意思是说◁△•◆▷,一支是武装的军队◆▷■◆,一支是文化的军队,要有文武两支军队。他用这样的话▷★▽▪▽●,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。

  接着,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○◇▽▼△◆,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▪▲◁△,即立场问题、态度问题○◆◇▽、工作对象问题◁◆▪-□、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☆▲△△,交给与会者自由讨论-…-•▷。

  丁玲捅捅旁边的萧军说:“你是学炮兵的(萧曾当过炮兵)★◆▲,你就第一个开炮吧!○◇•△△”萧军就站起来,挽了挽袖子-=○◁,口气极大地开了头炮:▲○○“这样一个会▼▲,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。我是相信罗曼·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,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◆★◁●▪,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……要像鲁迅先生一样•◆▲…▷•,将旧世界砸得粉碎,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▼▪◁★▲▷。”

  萧军一如既往地桀骜不驯=△▼▪…=,狂放不羁。许多人对他的发言大发嘘声□●△,表示不满。却示意要大家安静,耐心听下去,并不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。

  等到萧军长篇大论地讲完▪▼◆★◇◇,就坐在他旁边的○■★▷“嚯”地站起来△★■●:“我要发言!”

  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批驳▷□▷。特别是针对萧军▼★▼▽•-“文艺不受党的领导”的论调,语气激动地说:“文艺需要党的组织◁▲▪,不像一把椅子●•▷--,可以自由搬动,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。”

  萧军前次的▪◁“炮◁○”似乎还没放完,而且由于受到的当场批驳,心中憋着火○○□▼=◁。会议一开始,萧军抢先发言•○…-▽●,两个人又吵开了。

  民众剧团团长、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,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: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▷▷-•=●,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“大众艺术野战兵团-○□…☆◇”=•▷“我们就是演《小放牛》■△。你们瞧不起《小放牛》吗?老百姓都很喜欢。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★=■●•?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●▼••=•、花生壳、水果皮、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▷■▽◆▪。”

  柯仲平的话引得全场大笑。也笑了,笑过又对柯仲平说:•●▽“你们如果老是演《小放牛》☆…•△,就没有鸡蛋吃了。”

  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还穿着一身戎装,说话也像个将军一样铿锵:▲△•“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?应该上前线去,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,那里正需要你们。来吧!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,我举双手欢迎!…▷◁”

  经过热烈的讨论▲☆,以至激烈的争论,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3日下午闭幕•■○◁。那天,出席的人最多,“飞机楼”的会议室坐不下了,干脆改在门前的广场上举行。

  到作会议总结讲话时,已是晚饭过后,天色暗了下来。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挂上汽灯,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。

  当时年轻的画家罗工柳就在主席台旁席地而坐。他记得,拿着几页纸走上台时,嘴里还低声咕哝了一句:●•▼“文章难做啊★•▼△•。”但是一登台,就展现出挥洒自如、自信从容的气度•◁▼。

  做了个幽默的开场:“我对文艺是小学生,是门外汉-●,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。前两次是我出题目,大家做文章◆•=□△•。今天是考我一考。大家出题目,要我做文章。题目就叫…◆▲◁=○‘结论’△…•▷○•。”

  随后▪●★◆☆,拿着提纲★◁▼◇,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■◁•◆●◇。他以○◆▪▷“为群众、如何为群众”为题,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和争论的问题,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◁▼。

  说:“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●▲▼◇▷。”具体讲,就是文艺必须是“为人民大众的◇▪■△▷☆,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◇•▲▪◇”•△□-;文艺工作者“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,不能有任何迟疑”。由此出发▲-,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文艺路线、方针••◇▽、政策,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△▽▷△、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、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、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△…•▽。

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,都只有一个提纲。文稿是由根据自己的笔记,与速记员的速记稿比照整理而成▼•。5月2日的讲线日的讲话△☆●▲□☆,则是《结论》◇■◆▲□▲,两部分合成了现在能够读到的《讲话》文本…●◁◆◆。

  的整理稿交给之后,又反复斟酌推敲,仔细修改▪☆▷■。对这篇他深感◇△●◇“难作▼□▼▲-▼”的文章极为慎重…★◁▼▲,很长时间都没有公开发表•□。他还托人把文稿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,征询意见。

  郭沫若后来让人带回了四个字的评价“有经有权”。△▽△“经★■◁”指的是普遍规律★-,•◇•“权”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。据回忆,对这个评价很是欣赏○▼,认为得到了一个知音。

 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年多△-•,1943年10月19日,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▼•▽△=…,经仔细改定,《讲话》才全文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。

  一大批作家、艺术家背起背包★▼▷=,奔赴前线,与人民和战士同呼吸▲▼,共命运,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。《白毛女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种谷记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《暴风骤雨》……一部部为人熟知的经典之作,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百花争妍。

  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年,成为了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。时至今日,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精神仍散发着灼灼光华○★▽●◆,“为人民大众▼□◁◁”的文艺方向和“深入生活”的创作道路,构建了新时期文艺的根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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